檳榔嶼

. 這些擁有權力的女性主義者，幾乎都過著富裕的生活，而且通常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的白人。從這個層面上看來，女性主義已經在本身的階級中，再現了這個世界的不平等。
. nia，是一間總部位於倫敦的慈善機構，其宗旨為終結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行為。nia的執行長凱倫．英加拉．史密斯 (Karen Ingala Smith) ，在推特上轉推有關免下車妓院的報導，並評論道 : 「對我來說，這些免下車妓院的照片，看起來就像關牲畜的棚子或車庫，這種環境印證了，從娼女性被去人性化了。」
. 另一個致力於終結女性受暴的英國慈善機構Making Herstory，在推特上寫道 : 「為了確保那些人能輕易接觸到受虐、貧困、被販賣的受害者，我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對吧？」
. 最令女性主義者感到厭惡的事物，也就是男性在身體、性和經濟方面的優勢地位。
. 在象徵層面上，性交易被視為父權主義下的女性狀況縮影，性工作者完美代表了女性的次等地位，而皮條客則表示男性統治。
  . 這些性交易的最基礎定義就不平等，而且通常伴隨著暴力，此外，性交易也意味著男女性關係的普遍狀態。

為了懲罰嫖客，性工作者一同付出代價也沒關係？
. 在任何犯罪化的體制之下，性工作者這整個階級的生活，都不可能變得更好。
  . 反娼女性主義者到底對犯罪化性工作一事，投入了怎麼樣的情感？她們原本對性工作者付出了真誠的關心，卻因為這些情感而變得自相矛盾，拒絕聽取性工作者的意見。
. 性工作者的形象，往往代表了父權主義強加在所有女性身上的創傷，等於性工作者象徵了女性的痛苦和女性所遭受的暴力。嫖客因此變成所有暴力男性的象徵，他們是針對女性的純粹暴力的化身，也是掠奪者的原型。

我們對這種觀點深有同感，我們的生活也同樣受到性別暴力的形塑，很能理解女性會有一股政治衝動，想懲罰這些象徵創傷的男人......北歐模式的支持者，把性交易視為一種極度不平等的交易，這當然是一種正確的看法；性交易因為父權主義、白人至上主義、貧困和殖民主義而受到嚴重傷害。

性交易的顧客，就像是這種巨大權力差異的體現，因此從許多方面來說，人們會直覺認為把這些男人的行為犯罪化，是正確的舉動。

. 當我們靠著懲罰男性而獲得精神上 (也許也有道德上) 的滿足感時，必定會有女性為此付出代價，而且付出代價的，往往都是生活最不穩定的那些女性。
  . 從事政治，代表你正與潛伏在每一個暴力行為中的撒旦權力建立關係。
. 象徵主義當然很重要，父權主義不但建立在身體的層面上，也同樣建立在文字和符號上。

性交易和墮胎一樣，立法也不可能根除
. 人們要為現在的從娼女性創造更好的生活，還是要創造一個沒有性交易的世界？
. 把所有性工作或部分性工作犯罪化的每個地區，都沒有成功根除性交易。無論政府實施的是哪一種法律制度，性工作都能蓬勃發展。
. 只要女性仍需要金錢來付帳單和養充孩子、性工作仍然比她們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更好、女性的次等地位仍然被社會色情化，性交易就不會消失。從這個層面來說，犯罪化性工作其實等同於象徵性的廢除 : 在法律上徹底消除性交易，但在現實中性交易依然存在。
. 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來，都在努力向反對墮胎的人解釋，把墮胎犯罪化並不會減少墮胎的數量，反而會增加死於墮胎的女性人數。
  . 當然，也有一些反墮胎人士希望尋求墮胎的女性都被處死。
  . 台灣自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 <<社會秩序維護法>> 後，性專區制上路，將「罰娼不罰嫖」，改為專區外「娼嫖皆罰」，授權地方政府可以設性專區，但迄今仍沒有地方政府敢設立專區。於是，在沒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下，導致許多性工作者的工作權缺乏保障，最後她們只能依附黑道勢力，甚至遭到性剝削。
. 若女性能迫使這個社會承認，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先決條件就是女性的無薪再生產勞動，那麼，家務的工資就能讓女性否定這項工作能表現出其天性，並因此否決資本家為女性打造的角色。對工資的要求，將的打破社會上的錯誤觀念。人們將因此了解，家務勞動不是女性與生俱來的工作，也不是讓女性表現天生的陰柔氣質的工具。 -- 這是一種革命要求
. 對於改良主義者來說 : 改良行動中會受到影響的只是「事物」，如薪水、公共設施、養老金等，國家要由上而下的分配這些事物，提供給那些在生產過程中，精神不集中又無能的個人。
. 「任何改革......都有可能會被資本主義清除其中的革命意義，再重新吸收。」
. 選擇犯罪化就等於選擇了對現實中的女性進行特定迫害，並認定社會可以把這種迫害當作手段，為所有女性達到觀念上的解放。
. 在我們的政治實踐中，我們不贊同「為達目的，不擇手段」。許多人打著「正確」的政治目的為名，做出各種反動行為與破壞行為。身為女性主義者，我們不想藉著政治的名義，用不公正的方式對待別人。

強制監禁家暴者，反而使被害人不敢報案
. 在過去五十年間，有越來越多國家認為，在遇到性交易、家庭暴力和強暴時，把加害者監禁起來是一種常識性的反應。這麼做的問題在於，監禁這個所謂的解決方案，往往會使那些處境已經非常糟糕的女性，陷入更糟的狀況。
. 監禁化的方法也無法解決社會上如貧困、種族主義、種姓制度等問題，這些社會現實是大部分犯罪的根源，而且會使特定女性群體特別容易受到性別暴力的影響。
. 這個政策正如許多黑人和拉丁裔的女性主義者所預測，增加了有色人種女性遭家暴的數量。
  . 大量研究指出，被補後的報復性暴力，其實和貧困、失業、吸毒和酗酒等因素有關聯，而有大量黑人和拉丁裔的社區，都深受這些因素所苦。
  . 強制逮補政策減少了就業白人男性的暴力行為，但同時也增加了失業黑人男性的暴力行為。
. 事實上，無論在全球的哪個地區，男性的失業都和女性受家暴有所關聯。但是，受到暴力對待的貧困女性，往往沒辦法要求國家僱用她們的丈夫，也沒有國家會提供離開丈夫所需的費用。
. 1984年，bell hooks撰文討論，女性解放運動傾向於只關注女性之間的共同點 : 雖然女性主義者會因為共同壓迫的概念，而渴望團結與同理心，並運用這種渴望來建立同盟，但「依據自己受到的壓迫建立組織」這一類口號，卻為許多享有特權的女性提供了藉口，使她們得以忽略自己與多數女性的社會地位之間的差異。

中產階級白人女性，有能力把她們自己的利益當作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焦點，並使用一套通用性修辭，使她們的遭遇變成壓迫的代名詞......這樣的行為，正是種族特權和階級特權的特徵之一。
  . 若我們的女性主義只願意解決性的壓迫，那這種女性主義追求的策略，對這些女性而言沒有太大用處。hooks指出，在妳把共同壓迫當作號召口號時，妳不只忽視了處境最糟糕女性會受到的欺壓，更保證了那些痛苦的存在。
. 罪犯化性交易能幫助性工作者，但這種論述的基礎假設是，性犯罪者還有其他選擇，等於在說，性工作者的根本問題出在她們去做性交易，而沒有想到許多使她們成為性工作者的因素，例如貧困或移民法。
  . 同理，當女性主義者認為，社會可以靠著監禁來解決家暴時，她們並沒有考慮到，有些女性的命運和施暴者綁在一起，這些女性在經濟上依賴那些毆打她們的男性，她們的生命會因為警方、法院與監獄如何對待同社群的男性，而受到重大影響。
  . 監禁化的處理方式，也忽視了全球各地五十多萬名被監禁的女性，她們在監獄中遭性侵、暴力、羞辱、強制絕育，並失去她們的孩子。
. 全球絕大多數被監禁的女性，都來自貧困環境，教育程度不高，並曾涉及暴力事件。許多主流女性主義者，幾乎不曾為這些女性發聲過；但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，畢竟這些主流女性主義者，本身就和監禁化的體系有所牽連。

女權自助餐，只適用於社會地位最高的女性
. 女性主義者若接受監禁化的解決方案，也就是讓滿大街都是警察，把男人送進監獄，那就等於是在掩護統治階級，而這些統治階級一直以來，都拒絕解決大多數犯罪的根源 : 貧困、種族優勢、國界問題、種姓制度。
. 以全球整體來說，大多數女性都是窮人，而大多數窮人都是女性。這就是為什麼，我們會認為反對共同壓迫的女性主義，並不等於爭取所有女性平等和尊嚴的女性主義。
  . 若女性主義聚焦的重點，是女性遭受的共同壓迫，那這樣的女性主義追求的，只會是以性別平等的方式，接納如今的不平等結構，無法對抗使多數女性陷入最悲慘處境的力量。
. 「我們必須明確指出，強暴不是法律與秩序的問題。女性不要求政府閹割強暴犯或處死強暴犯......我們不希望政府把強暴法變得更嚴厲。」只要透過改變家庭、經濟體系和男女心理，才能使性剝削變得無法理解，並使強暴消失。她們認為，強暴不是改良主義問題，而是革命問題。
. 雖然許多西方政府、非政府組織和私人基金會，都把錢投資在女性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上，但在這同化主義的計畫中，最重要的工具其實是小額信貸，也就是擴大貸款範圍，把錢借給世界各地的貧困女性。但這個計劃的策劃人沒有意識到，貧困女性最需要的是更多水、電、衛生設施等公共資源。
  . 1984年，印度女性主義者狄薇基．簡恩 (Devaki Jain) 便曾警告 : 「經濟發展這個神奇的公式......已經變成了最糟糕的女性公敵。」
. 雖然<<北京宣言>> 也鼓勵各國進一步消除性別主義的行為，並為女性提供謀生之道，但全球各地的女性權利社運人士，仍持續把大部分的焦點，放在如何用監禁化的手段解決性別暴力上。
. 令女性主義陷入窘境的是，儘管在過去數十年來，女性主義在某些方面改善了部分婦女的條件。但與此同時，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卻全面性的增加，其中，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尤其明顯。
. 資本主義國家如何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，引導女性權力的方向。到最後，女性主義幾乎不會對統治階級帶來威脅。

支持#MeToo運動，無法拯救所有女性
. 英國精神分析學家米歇爾在1971年所述 : 「女性參與此運動，是因為她們的私生活帶來了不明確的挫敗感，接著，她們發現原本以為的個人困境，其實是一種社會困境，可見這其實是一種政治問題。」
. 這個口號，由黑人反暴力社運人士塔拉娜．柏克 (Tarana Burke) 在十多年前率先提出。社會從沒有正視過黑人女性對性騷擾的抗議，因此，當人們要求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一起站出來時，她們立刻對此感到不滿。
. #MeToo作為大規模女性運動，問題不僅出在缺乏跨種族的一致關注，其根本問題在於，這個運動的前提是任何類似的運動，都必須以所有女性的共同點作為基礎。
  . 性騷擾對職業女性來說，是實際存在的事情，但對許多女性來說，受到性騷擾並不是工作中最糟糕的一環。對貧困的移民女性來說，性騷擾只不過是加強了她們原本就因低薪與不穩定，而必須承受的痛苦罷了。
    . 當她們需要錢逃離暴力相向的伴侶、照顧生病的孩子，或是遇到移民局要求提供文件時，她們應該向誰求助？
. 以懲罰糟糕男人為主要目的的女性主義政治行動，永遠都不會是解放所有女性的女性主義，因為這種女性主義，掩蓋了大多數女性無法自由的原因。
. 我們很難責怪她們的作為，因為在過去數個世紀以來，男人不但侵害和貶低女性，還利用國家的強制機構，來加強他們這麼做的權利。那現在該輪到女性行使同樣的權力、表達她們的憤怒和報復了，不是嗎？但是，問題在於，在妳啟動國家的監禁化機器後，妳無法精挑細選這架機器會摧毀的對象。不管我們喜歡與否，女性主義對監禁主義的擁護，都必定會為監禁化的體制提供進一步的掩護，而監禁化體制的其中一個功能，就是防止人們對物質上的不平等，進行政治上的清算。

每一個平等運動，都是資本主義的牟利管道
. 非裔美國人喬治．佛洛依德 (George Floyd) 於2020年5月，被明尼亞波利斯的警察謀殺後，媒體重新開始關注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 (Black Lives Matter)。包括女性主義者在內的許多人，都對於削減警察經費的呼籲感到困惑，他們無法想像，當一個社會不再受到國家的暴力權力監管時，會是什麼模樣。如果沒有警察的話，要由誰來執法和維持秩序？
  . 這些人心中認為，從廣義上來說，警察和監獄真的實踐了所有法律規範並成功維護秩序，至於非法處決、非法監禁、強迫子宮切除和性暴力等事，只是例外，不是特定群體會固定受到的待遇。
. 當然，也有人認為，法律本來就應該用不公正的方式對待窮人、有色人種和移民，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本來就不值得獲得更好的待遇，又或是因為這些人受到的不當對待，是和平社會必須付出的合理代價。
. 我們要建立適當的社會和政治結構，以滿足這些在未被滿足時，會導致人際暴力的需求...我們要建立一個司法系統，盡可能的追求修復與和解。
. 在廢除主義傳統看來，監禁主義是在掩護種族資本主義的剝削行為，而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的轉變，至少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監禁國家的基本原理和需求性。因此，在削減警察經費的呼籲聲中，隱含的是把財富和權力從富人身上，大規模重新分配給窮人的要求。

經濟不平等、民主缺陷、種族優勢，是強暴案發生主因
. 把父權壓迫簡化為經濟和政治上的壓迫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。這些因素確實是性暴力的部分成因，像是種族優勢、經濟不平等和民主缺陷，都是高比例性侵害的預測因子。
. 去工業化和薪資下降所引發的男性危機，特別容易使女性遭遇性暴力。但是，失業的絕望男性，把他們的攻擊轉移到女性身上有其原因，而且經濟力量並不會削弱這些理由 : 有一些性別關係，早在我們建立如今的經濟結構之前，就已經存在於社會中。
  . 批判資本時，如果只從經濟關係的角度分析，我們將永遠無法完全解釋或糾正性暴力。其中當然包括經濟層面，但同時也要容納社會、生態心理層面等。
  . 若反資本主義的政治行動缺乏這種認知，很可能會把女性拋棄在公民社會中。
. 支持女性主義廢除主義的理論學家和實踐者 (通常都是貧困的有色人種女性) ，正在世界各地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民主機構，專門應付人際暴力 (包括性暴力) ，她們拒絕在過程中向國家的強制機構求助。她們追求的，是用新的方式來要求男性負責，同時堅持男性不該以他們受到國家的何種待遇，當成暴力行為的藉口。
. 若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能獲得有保障的收入、住房和兒童照顧的話，她們將能解放，並在這樣的自由中，思考該如何該她們的社群變得更安全、更公正。
  . 但無論如何，這都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，這項計畫是在要求女性做法律沒有做到、也做不到的事情 : 改變男女之間最基本的互動方式。
. 女性主義是一場社會運動，而在這場社會運動中，總會有一些人特別難獲得權力。她們是處於權力最末端的女性，而我們這些並非處於最末端的女性，必須轉過身，看向她們、追隨她們。